我是贺姐，一个一辈子都在跟医院打交道的人。青春年华时我在山东医学院学习，1988年通过第一批海南人才引进在妇产科行医，2020年办理完退休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终于要离开这充满消毒水味的“老朋友”了，没想到阔别不过数月，一纸诊断书“啪”地一下又把我摁回医院——这次，我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。

贺姐生活照

 01  

一夜之间，

我从医生变成晚期肺癌患者

2020年6月，我回山东老家走亲戚，睡觉时感觉右后背疼痛，再加上之前走快了会出现气急胸闷的现象，身为医生的我，一下子就知道身体出现问题了。“有可能是心脏病。”在入睡前，我给自己下了诊断。

第二天我就到枣庄市急诊科的胸疼中心做了心脏酶、胸CT、X光片等相关检查。值班的恰好是同门师弟，拿到心脏酶检查结果时，我们俩一看，指标正常。说实话，尽管当了几十年医生，但当时我还是松了一大口气——不是心脏病！

然而胸部CT和X光片迟迟不出，我在手机上反复刷新着报告查询，看到“已出报告”的第一时间点了进去——肺叶显示一团大的结节阴影。师弟也看到了，他沉默几秒，试图安慰我：“姐，这个可能就是大结节。”

这一刻是我感受到医患身份切换的开始。当医生仅仅是医生的时候，他会冷静地分析图像报告告知详情，而当他成为我的师弟，面对一个糟糕的结论，他竟变得婉转起来了。

我的头脑有点发懵，但维持住理智：“可能是肺癌。”他握着我的手，“哎呀，也不一定。”

片刻后，我立刻振作起来，将这不幸的消息告知在上海定居的女儿女婿，订了隔天飞往上海的航班，并挂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号。图像报告上的的这团阴影，像炸弹一般威胁着我的生命，我知道，只有主动出击，才有击败它的可能！

 02  

将生命的长度攥在自己手中

此时距离我办完退休、从医院离开没几个月。退休前，我就跟姐妹团约好了，咱这之后的人生啊，就是先玩山再玩水，痛痛快快地为自己而活。没想到这山水才刚阅览几趟，我又回到了医院，以病人的身份。

“肺腺癌，Ⅳ A期，疑似淋巴转移。生存期大约是3到6个月。”

病理报告出来后，女儿一下子就哭了。我拍着她的背，就像小时候哄她时那般安慰她，“别担心，妈妈保证陪你3年以上。”她哽咽着声音：“你拿什么保证？”是啊，拿什么保证呢，我虽是个医生，但是个妇产科医生，人家说隔行如隔山，不同病种也类似，肺癌晚期的判定重如大山。但我知道，身为母亲，我不能慌。

尽管是晚期肺癌，但由于结节孤立等多方原因，主治医生此时的治疗建议是化疗+手术。我在看到方案后，第一时间提出了反对：拒绝化疗，积极手术。做出这个决定，是我综合评估的结果。作为一名曾经的医生，我知道化疗的原理及副作用；作为一名患者，我比主治医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向来胃肠敏感的我，是无法捱过化疗副作用。

和主治医生解释后，他十分尊重我的决定。我们另行商议治疗方案，决定在手术中取样进行基因检测，寻求后续的靶向药物治疗方案。在医生同意的那一刻，以病人的身份，我突然醒悟：尽管是患者，我同样可以运用自己先前的“医生知识优势”，参与到自己的全病程管理当中来，把握自己的生命长度。

女儿忙前忙后办完异地就诊，2020年7月27日，我在全麻下完成了右上肺楔形切除术。术后睁开眼，麻醉未退、意识朦胧，只看到女儿的那张脸庞，还有她迫切呼唤“妈妈”的声音，在沉沉睡去之前，我知道，抗癌第一关，我赢了！

2020年7月27日进行肺癌手术

然而基因检测之路并不顺畅。我们第一次选的是院内的基因检测，价格便宜，等来的结果却是无靶点。难道之后真的只能走我无法耐受的化疗之路吗？在绝境之中，主治医生建议我们，找院外的合规基因检测公司，选择更全面的检测点，价格大约是在一万多。

在死亡面前，金钱一文不值。二话不说，我们选择了医院认可的检测公司，2020年8月19日缴费送检。也就是这一天，我看到了自己切下来的病理，黑乎乎一团，像是恶魔煽动的翅膀。

2020年8月25日，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，这次成功检查出基因突变，坏消息是，报告显示RET基因融合突变。在等待报告期间就很紧张的女儿再度崩溃，原因无它：在当时，RET融合突变是一个国内“无药可医”的罕见靶点。

第二次基因检测报告查出RET基因融合突变

此时我刚经历完手术，身体较为虚弱，女儿经此一遭愈发成熟稳重，不再像之前那般痛诉命运，他们夫妻俩对照着基因检测报告后“可能获益的治疗方式”，一一查询药物资料，动用一切力量，拯救我的生命。

2020年9月，女儿托人购买的广谱抗癌药——卡博替尼到了，尽管这不是精准对应药物，但此时，这是我们全家的希望。如果说之前我凭靠着医生的身份预知到化疗不适合自己，那么靶向药的副作用就像是在嘲讽我卖弄医疗学识一般，给我重重一拳。

服用卡博替尼后，副作用此起彼伏：消化道异常，时而便秘、时而腹泻；头发迅速干枯变白，在后期甚至出现脱发反应；脱皮严重，双手的皮肤呈手套状成片脱落；刺疼……

卡博替尼用药后，毛发干枯变白、脱发严重

由于随诊复查显示肿瘤状态稳定，即便副作用难耐，我也没有放弃用药，将服药时间挪到睡前，通过睡眠缓解令人恐惧的药物副作用。可惜好景不长，2021年7月，我明显感受到自己身体不适，“耐药、病情进展了。”我暗下诊断。

就在这时，海南的同事给我递来消息——第一个RET的靶向药普拉替尼率先在海南省肿瘤医院使用，且这个药物在“惠琼保”与“乐城特药险”的报销清单中，可以大大降低RET突变患者的经济负担！

 03  

绝地反击焕新生

2021年8月，孙女出生后我就离开了上海，和女儿的说法是“海南那边上了对症药，我回去看看。”事实是病情急速进展，我并不想让女儿发现这件事。

回到海南后，我的精神状态大不如前，食欲不振、体重在短期内下降了20斤，更糟糕的是左腿出现明显疼痛，甚至已经跛行。办理住院后，骨痛程度甚至需要3级止痛药才能压住。这世界上最了解病人病情进展的，其实是病人自己。种种反应让我知道大事不妙，肉体与精神都跌到最低潮。

2021年8月，体重锐减

磁共振和骨扫描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的直觉——骨转移、脑转移，服药一年后，广谱抗癌药耐药了。

在主治医生跟我交流治疗方案前，我再次主动出击，找到医生说：“我要换普拉替尼。”在此之前，普拉替尼已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流通，治疗显示对于RET突变有良好的抑制作用，能极大延长患者的生存期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，在RET病友群内有极高的声誉，因此，医生对我的自主决策并不惊讶。

2021年9月18日，决定换药的当天下午，普拉替尼就被护士送到我的病房。由于我之前服药都是在睡前，这次换药可以说是无缝衔接。当天下午，我按照医生的建议，服用了4粒普拉替尼。

如今回想起服用普拉替尼的那一天，我依旧感到不可思议。我是医生，我从不迷信“神药”，然而普拉替尼见效之快令人吃惊：吃药当天，胃口大开；服药后3天，骨痛消失；服药后1周，走路恢复正常。

“会是普拉替尼加上止痛药带来的假象吗？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停服3级止痛药：身上没有任何疼痛表现！种种迹象显示：一切“神迹”都是靶向药自身的效果！

我清楚体感并不代表一切，于是格外关注服药后的第一次复查结果：原位癌病灶对比减小、转移灶无扩大、无新增。

好的结果带来正向力量，我开始按时服用普拉替尼，同时也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副作用。没成想此次换药，我仿佛被命运之神眷顾，副作用减少很多，体感非常良好：偶有出现的便秘与腹泻都可以通过饮食调整来改善。而之前的脱发、白发都在逐渐复原，消瘦的体重肉眼可见的恢复。

由于靶向药的“水肿”副作用，我脸上的皱纹都被撑平了，姐妹团来探望我时，都说：“你看起来不像一位晚期肺癌患者呀，脸色红润，看起来比我们都年轻！”

换药普拉替尼后，2023年5月近照

是啊，谁说肺癌晚期患者没有未来呢？事实证明，只要选对方法科学治疗，晚期肺癌患者不仅能延长生命的长度，更能保障生活的质量！

 04  

抗癌就像爬山

翻过这个山头迎来下一个坡

生活就像是重峦叠翠，风景很美，但你要越过一个个山头。抗癌也是如此，实现长生存很美好，只要我们能越过一个个坡。

谁也想不到，我换药后的第一个坡，竟然是带状疱疹。

用药半年后，住院复查我反馈道皮肤疼痛，主治医生十分重视体感，在检查后发起联合会诊，其中一位主任掀开我后背衣服后立刻下了诊断：带状疱疹，先停靶向药治疗。

普拉替尼一停，疼痛席卷归来，此时我已分不清是骨痛或是带状疱疹疼痛，医生不得已上止痛泵缓解。幸运之处在于，带状疱疹的治疗医生十分有经验，通过10天的治疗调理，病情被控制，通过联合会诊，我从2粒-3粒-4粒逐渐恢复普拉替尼用药。恢复靶向药后，终于可以停止使用止痛泵，我对普拉替尼的药效再次赞誉有加。

2022年11月，第二个坡找上门来——胃肠道反应激烈，通过既往记录，我敏锐察觉到自己一旦胃肠道出现问题，就是转氨酶升高。

看着检查单上转氨酶400+的数据，我“咯噔”一下，心慌了：肝出现问题？会是肝转移吗？！如果是肝转移，难道是再次耐药了？

我立即预约了海南第二附属医院，通过影像显示看到肝脏的明显包块，在忐忑不安中做了穿刺。确诊结果出来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告知给十分关心我的亲友：“不是肺腺癌肝转移！”电话对面还未欢呼出声，我爽朗地说，“是肝原位癌。”

肝原位癌诊断书

亲友后来打趣我，怎么有人确诊了第二种原位癌却那么乐乎的？

我认真回答：看待事物要看到好的一面，目前RET突变的靶向药只有普拉替尼，万一是耐药了肝转移，我之后没药吃了是不是更惨？所以你看，对比之下，肝原位癌就好了很多。

2022年11月28日，我做了肝癌介入治疗手术，术后状况良好。而联合会诊后，肺癌用药并未停止，只是将药量调整至3粒。

 05  

尾声

2023年4月6号复查，胸部CT显示原位癌控制稳定、脑转移病灶缩小，骨转移没有扩大也没有新增，病情稳定。从用上专靶专打的药物后，我对每次检查结果都满怀信心。

2020年7月正式确诊肺癌晚期起，从手术到广谱抗癌药到普拉替尼，每一次治疗的选择我都主动参与、提出意见、积极配合。当医生的经历让我在从业期永远都在面对生死，直到变成一位患者，调整心态后再次出发，我仍然选择做直面对抗“死神”的那一位，死亡并不恐怖，恐怖的是顺从死亡。

在肺癌治疗上，我从始至终都保持着“稳定就好，不用消除”的治疗心态，当细胞从在体内病变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失去了“完全消除”的时机，但控制它、稳定它、争取长生存，是医生与患者可以共同寻求的目标。

如今我独居在海南家中，女儿不在海南的日子里也会每日透过客厅的摄像头看我，每晚我都会和孙女视频逗乐。在这样的平静生活里，女儿依旧会阶段性地陷入”妈妈的疾病“这般忧虑之中，我对她说：“癌症剥夺走我的健康，但我们不能让它把我们的勇气和快乐也抢走，你不要看向妈妈的死亡，你要看向新生命的诞生。”